我有一位非常尊敬的叔叔，几年前，他不幸患上了癌症。每次去医院和康复中心，他都会与很多医生互动。他跟我说过对这些医生的看法。每当医生仔细聆听并深入理解他的境况时，他都心存感激，他很认同这种认知共情。同样，对那些表达关爱和仁慈的医生，他也感激不已。

但是，对于那些与自己情绪共情的医生，他又有怎样的感受呢？这就说来话长了。他似乎与那些没有情绪共情的医生沟通更顺畅，那些能在他焦虑不已的时候保持冷静，在他疑虑重重的时候保持信心的医生，让他感觉更舒适。他特别感激那些与共情没什么关系的优秀品质，比如专业水准、坦诚、职业态度和尊重。

这与莱斯利·贾米森在《共情测验》中所说的如出一辙。贾米森讲述了自己在医学院学习的时候伪装成患者为医生的技能打分的一段经历，其中第31条是“对我的状况／问题表示共情”。但根据自己的就医经历，她对共情导向的态度并不认同。

她谈到了自己与态度冰冷且对她的担忧和痛苦毫无同情心的医生互动的过程，也心怀感激地讲述了对另一位态度客观而亲切的医生的感受：

我并不需要她扮演母亲的角色，一天都不用，我只需要她尽职尽责……态度冷静并不会让我感觉被抛弃，相反，我会感到心安……我希望在面对她的时候能看到自己恐惧的对立面，而不是镜像。

虽然我引用了克里斯蒂娜·蒙特罗斯和莱斯利·贾米森的话来支持我对共情的观点，但说实话，她们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共情做出了辩护。例如，蒙特罗斯不仅谈到了她为什么不愿意对患者的痛楚过于感同身受，以及为什么不希望让一个过于共情的医生为自己治疗，但随后，她的态度又有所缓和：

很显然，在大多数的医患互动过程中，当然也包括我的行医过程，适度的共情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患者能够感到自己被聆听和理解了；医生能够慎重对待患者的担忧，并全力以赴缓解他们的痛苦。最近转码严重，让我们更有动力，更新更快，麻烦你动动小手退出阅读模式。谢谢